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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补充侦查措施检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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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辩”式的庭审模式，控辩双方的“控辩”职能增强，居中裁判的法官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再事先审阅案卷，而是在庭上指挥和调控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意见，然后对案件的最终结果产生“内心确信”并据此裁判。也就是说，法官对案件的“内心确信”不是依赖于案卷内侦查关集的证据材料，而是依赖于控辩双方在庭上的一系列职能活动，控辩双方的“控辩”对案件的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对案件的事实是否具有证明力，对案件的结果能否产生作用，均须通过控辩双方的质证予以确认。这种“控辩”式的庭审模式无疑要求将诉讼中心定位在“审判”阶段。因此，为适应庭审的需要，真正体现“控辩对抗”、实现程序公正，必须加快我国诉讼改革的步伐，尽快破除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模式。
2。取消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规定。既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将侦查和审查起诉的职能分别赋予了两个不同的机关，那么各司其职才是最恰当的运行方式。就案件审查阶段而言，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存在诸多弊端：首先检察机关补充侦查，不仅不利于查清和突破案件，而且易滋长侦查机关的懈怠情绪，侦查机关正好可以藉以推诿自身承担的职责。其次，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使证据的收集职能与审查运用职能混淆，使得原本明确的分工变得不明确。再者，检察机关补充侦查牵制了公诉队伍的力量，分散了公诉队伍的精力，于自身的公诉工作不利。
就庭审阶段而言，庭审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查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事实是否属实，验证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具有证明力。案件到了庭审阶段，证据的收集及审查程序已经完成，事实能否认定，证据能否采信，依赖于庭审中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存在的疑问与矛盾应靠控辩双方的努力在庭上予以解决。开庭审理不能查明的事实只能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予以判决。
3。建立科学、合理的检警关系。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懈怠”的无能为力凸显了我国检警关系的不科学、不合理状态。要改变这一局面，应从法律上确认公诉引导侦查的办案机制，确认检察人员对案件侦查的引导权，并赋予检察官对侦查人员一定的牵制权力。让检察官直接引导公安侦查，不仅可以从源头上减少退补案件产生，也可使侦查人员在退补阶段少走弯路。赋予检察官对侦查人员的牵制权力，即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以实质内容，可遏制侦查人员的懈怠情绪，从而由侦查被动转为侦查主动。只有让检察机关介入并引导侦查，才能让负责提起公诉的检察人员直接要求公安侦查人员收集其提起公诉所需的证据，掌握侦查方向与力度。
4。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加强警力警备。证据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侦查人员取证的主观能动性，证据意识增强，侦查人员取证的主动性、积极性亦随之增强。侦查工作的价值取向正确定位后，其对检察机关的退补决定自然认真对待，从而使退补决定能行之有效，落到实处。而警力充足，警备齐备是案件侦查速度与质量的保证，应坚决避免由于警力、警备或经费不足的原因造成案件侦查停留在夹生饭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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