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人大会议上，我提交了两个建议，都是关于法律修改的。一个是建议修改继承法，另一个是建议修改海商法。”说这话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慧星代表。他是我国著名的民法学专家，也是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今天，利用会议间隙，梁慧星代表重点就继承法修改问题，向《法制日报》记者作了介绍。

　　继承法颁布、实施于1985年，仅有37个条文，25年来一直没有修改。

　　“25年前制定继承法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梁慧星分析说，那时整个社会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工人、农民家庭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继承关系极为简单，加之当时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刚刚恢复，对于继承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因此造成现行继承法过于简略，遗漏了许多重要的继承制度。

　　他说，继承法实施25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拥有的私有财产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加。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我国的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梁慧星认为，继承法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求。同时，继承法本身的诸多漏洞和缺陷，也限制了继承制度调整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法律调整的要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将继承法的修订工作提上立法日程。”梁慧星建议。

　　 遗产尽量不收归国有

　　继承法中的哪些内容应当修订呢“首先就是遗产的范围。”梁慧星说。

　　我国现行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继承法修改时应明确规定，遗产的范围包括物权法、公司法、合同法等现行法律所规定和认可的公民财产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质权、占有、股权、知识产权、债权等。”梁慧星说。

　　“修改继承法时，还应当完善继承权丧失制度。”梁慧星说，继承法乃私法，应重视并充分体现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

　　梁慧星建议，将杀害被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作为继承权丧失事由。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也应修改。”梁慧星说，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日趋简单，如果仍坚持现行法律所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将导致遗产无人继承的情形日渐增多。为尽量不将遗产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应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之范围。

　　梁慧星提出，考虑到我国历史传统和继承习惯，建议将法定继承人范围适当扩大，可以扩大至四等亲以内的亲属，并将现在的两个继承顺序，变更为三个或者四个继承顺序。

　　各种遗嘱效力应同等

　　继承法规定，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这实际上是规定了公证遗嘱最强的效力。”

　　梁慧星提出，各种遗嘱应具有相同的效力，而不应赋予公证遗嘱最强的效力。同时，应当承认打印的、由本人亲笔签名的自书遗嘱。另外，现行继承法规定的录音遗嘱应改为音像遗嘱，以涵盖录像、光盘以及其他电子读物载体的遗嘱。

　　现行继承法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修改继承法时应规定，危急情况解除后口头遗嘱的效力应有条件的承认。”梁慧星说。

　　梁慧星还提出，修改继承法时应当增加补充继承制度。补充继承是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不能继承时，由遗嘱中指定的补充继承人继承的制度。我国现行的继承法没有规定这一制度。

　　“补充继承能够更加充分地尊重遗嘱人的意愿，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行的继承制度，我国继承法也有明确规定的必要。”梁慧星说。

　　梁慧星认为，继承法还应当增加遗嘱执行制度。“遗嘱生效后，遗嘱人已经死亡，如果没有严格的遗嘱执行程序，遗嘱人的意愿将难以实现。”梁慧星认为，关于遗嘱执行，继承法应规定下列制度：遗嘱执行人的资格和确定、遗嘱执行人的职责、遗嘱执行人的撤销等。

　　此外，梁慧星还提出，应当补充、完善继承法的遗产分割制度、代位继承制度和特留份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