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医疗纠纷案件已经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在笔者看来，审判实践中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关键，是如何妥当认定医方的过错。为抛砖引玉，本文拟就医疗纠纷中医方的过错认定问题加以讨论。

笔者认为，医方的过错在一般情况下应就其是否已尽客观上的注意义务而加以判断。从充分保护患者的利益和利于医疗技术的发展出发，医方应尽的注意义务应当是民法上善良管理人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具体而言，医方在从事诊疗护理行为时，应具有合理的注意及适当的技术。所谓“合理的注意及适当的技术”，其判断标准是“医疗水准”，即医师于医疗之际，其学识、注意程度、技术以及态度均应符合具有一般医疗专业水准的医师在同一情况下所应具备的标准。

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可以具体结合以下原则，运用“医疗水准”这一判断标准来认定医方的过错：

1、“医学判断”法则。

所谓“医学判断”法则，是指只要医疗专业者遵循专业标准的要求作决定，不能仅因事后判认其所作的决定错误而对其课以责任。医方在对患者施行诊疗时，若其已尽到符合其专业要求的注意、学识及技术标准，即便治疗结果不理想，甚至有不幸发生，医方也无过错，不应对该后果承担责任。

2、“可尊重的少数”法则。

医师为诊疗护理行为时，必须具备高度的专门知识与技术，各个医师可能持有不同的见解，在此场合，要容许医师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我们知道，科学与全民公决不同，而且“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在医疗行为给患者带来损害时，我们不能因多数人同意采取某种治疗措施就肯定其完全正确而不承担责任，也不能因所采用的治疗方法系属少数人认可而让该少数人承担责任。只要医师采取的治疗方法不违反其专业标准，就不能认定其有过错。

3、“最佳判断”法则。

医方所为的诊疗护理行为除必须符合其专业标准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学识及技术等之外，还必须是其最佳判断。换句话说，当医师的专业判断能力高于一般标准，而该医师又明知一般标准所要求的医疗方法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时，法院对该医师的注意义务的要求应高于一般标准。比如，美国一些法院要求该医师必须依其能力做“最佳判断”方可免责；日本民法理论中也有类似要求，称为“最善之注意义务或完全之注意”。“最佳判断”法则与医师的一般注意义务有别，法院适用该原则时须非常小心。“最佳判断”法则一般仅应在该最佳判断确定的治疗方法不增加患者的危险或该治疗方法已被认为符合“可尊重的少数”法则时，方可适用。

4、“允许风险”法则，或称“容许性危险”，法则。

该法则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包括医疗活动中，为谋求社会进步，应允许威胁法益的人类活动的存在。医学的进步，使以往被认为属于绝症的疾病也有了治愈的可能，给患者及其亲人带来欢乐和希望，但新药的使用，也会产生副作用。医学的进步是经过千千万万次的反复实验和多次的失败才得到的。因此，判断医方的过错，应考虑“允许风险”法则的适用。

5、医疗的紧急性与医疗尝试。

所谓医疗的紧急性，是指由于医疗的判断时间紧促，对患者的病情及病状无法作详细的检查、观察、诊断，自难要求医生与平常时期的注意能力等同。因此，紧急性在医疗过失上，便成为最重要的缓和注意义务的条件。但这并非有意减轻医方的注意义务，而是仍以相同的注意程度作为判断标准，不过在因紧急情况而无法注意时，免除医方责任的承担。所谓医疗尝试，是指任何医疗行为虽均具有抽象的威胁，医学理论更要依赖新的药物尝试或技能实验才能发展。这时，常有相当的“未知领域”的存在，医生在此未知领域，当负注意义务。因此，医生在进行新的医疗尝试时，除经患者承诺外，还要对患者的症状、体质、医院的设备、医生的能力及其它必要的实验及可能的危险，均应先慎重考虑，并应提供周全的应急设备，否则，将难逃过错之咎。

6、一般医师与专科医师的不同。

在医疗行业，存在着诸多分工。首先有医院管理人与医务工作者之分；医务工作者依其专业，又有医生、护士、检验师、麻醉师、药剂师等区分。他们的注意标准应依其所属专业而加以判断。医院内大者有内科、外科等诸多专科，每个科内都有专业医师，如今已不再也不可能有包治百病的全能医师，因此，专科医师对其专门领域内的注意义务标准要高于一般医师的注意义务。至于某医师是否为专科医师，不能以其是否取得该专业的执业证书或同类的资格证书为依据，而要看该医师是否以该专科的形态执业。倘若其能力未能及于专科医师的水平而强行为之，应从保护患者利益的角度出发，依专科医师的标准来判断该医师是否过错。

7、地区性原则。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有差距，因此，医师执业的环境、医疗经验等，都有地区性的差异。这在我国尤为明显。在一些偏远的农村，许多医务工作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对现代医疗知识及医疗技术知之甚少。因此，判定医生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应以同地区或类似地区（指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环境、习俗、人口等相似的地区）的医疗专业为依据。可见，在判定医方的过错时应考虑到地域、环境等地区性差别因素，既不纵容医方的过错，又要针对具体环境而不对医方过于苛刻。